揭秘：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4)

    胡玉海说这是个递进过程，“张曾经和蒋多次交涉，日本发动武装侵略战略已然明朗，是向南侵略中国内部，还是向北侵略苏联，现在方向还判断不准，但东北首当其冲。”

    “蒋对张这些意见都没做正面回答。这个时候还属于上级和下级在交换意见”，交换意见的结果是，“7月1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东北的排日活动，恐被共产党所利用，同时还会加剧中日纷争。因此，他希望东北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密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胡玉海用白话解释了电文含义，“所谓东北同志宜加体会，说白了就是说，东北的同志怎么不懂事呢，中央的主要任务是‘剿共’，你怎么非要抵抗日本呢？”

    如果说前者是劝告和引导，后者则是决策和命令”，胡玉海指的是，7月23日，将在剿共前线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声明，“这个和前面比较起来就不是商量，成为国家大政方针，地方只能服从中央。”

    7月24日，张给东北各大员发了电报，告诉执行蒋公命令。

    9月6日，张学良再次给东北要员发发出了力避冲突电令，“连续下达这样的指示，东北当然没有战斗准备，自此力避冲突方针形成。力避冲突的退让政策，导致了不抵抗主义的形成。”

    “只记住了不抵抗命令，忽略了前面的国策声明”，胡玉海认为人们普遍漠视了这个重要问题。

    在他看来这是事关不抵抗命令据何而下，“不是根据明知日本已经开始侵略才下，而是根据日本长期以来的挑衅前提而下，这有本质区别。”

九一八事件纪念碑

    胡玉海认为，事变后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特别是当国联已表现出无力制止日本侵略行为时，张学良继续实行不抵抗，“其性质就是错误或者说是犯罪。”

    胡玉海用四个近因，一个远因分析了张不抵抗与继续不抵抗的成因，“（四个近因是）判断错误；迷信条约；保存东北军实力；思想深层有恐日；（一个远因是）中东路事件。”

    在四个因由中，胡玉海将判断错误归结为根本原因，“事变前张学良认为日本企图在东北动武只是寻衅，而不是武装侵略，这种看法与他的历史局限性有关。”

    事变当夜，张曾向高级将领分析，“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张学良深知在当时那个年代自身实力和地位划等号。

    张学良对日本很熟悉，这种熟悉有时带来的则是负面影响，“在张学良思想的深层也有恐日的心理。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日本军队，认为日军很强，人家训练好，装备好。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

    当年，《国闻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说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是有远因的。这个远因就是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蒋介石命令他武力接管中东路，并应允东北军一旦与苏军开战，中央政府即出兵10万予以支持。结果东北军7000人被俘，黑龙江舰队全军覆没，10万援兵始终未见一兵一卒。这件事给张学良带来很大心理阴影，“有中央政府命令都是这个结局，如果不顾中央命令而进行抵抗，又会是何等情景。”

    “错误判断，产生错误期待。”一是期待日本政府制止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二是期待蒋介石改变不抵抗政策；三十期待国联向日本施压，重演“三国还辽”旧梦。

    三个期待是善良人的三个梦幻。张学良醒来时，梦幻早已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