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前苏联解体前
然而,有一种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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