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李善长为了娱 老,大兴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三百名,以供营建。以营卒为工役,这种事情本是常事。但汤和胆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长,因而表面应允, 暗中却向朱元璋报告,这无疑是说李善长私自集结兵力。凑巧,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约有数百人,中间有一个叫丁斌的,为李善长私亲,李善长便替他 求免。由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没有答应李善长的请求,反而命令将丁斌拿获。经审讯得知,丁斌偏巧曾经供事胡惟庸家,于是供出不少李、胡 两家的往来之事。这样,便认定了李存义、李佑父子伙同谋叛的罪状,立即将他们从崇明岛拘捕进京,重新审理定罪。
史上被诛九族
接着,朱元璋便颁
布严敕说,李善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门
七十馀人被杀。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到处侦捕,牵
连蔓引,共有三万馀人被诛戮。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升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
茅州。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刊印多册,发往各地,晓谕臣民,以此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后迁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费苦心,兴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设有宰相制,宰相都称为丞相,当时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长和徐达两人。
朱元璋即帝位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的冲突,唯恐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鉴于此,几次设法试图调整,以加强 皇权。最早被杀的是中书左丞相杨宪。杨宪于洪武二年九月入为中书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长病休时,便实际操纵中书省大权,升为左丞。他玩弄权术,陷害同僚, “市权要宠”,很快被朱元璋杀死
接着是右丞相汪广洋被杀。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权力过大,威胁帝权,于是在撤换李善长后,最初选中了汪广洋接替李善长的相位。汪广洋遇事小心谨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剧”而著称。
洪武六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广洋以“无所建白”贬为广东参政。但是汪广洋一离相位后,胡惟庸遇事专断与李善长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况且李善长还借胡惟庸等人,遥执相权,势力更甚于前。
汪广洋被贬后,当然也不服气,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于洪武九年(1376)与御史大夫陈宁,合疏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当然正中朱元璋
的下怀,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调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改变胡惟庸独相的局面。
然而汪广洋复
相后,整日喝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事事调和,公事“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这令朱元璋大为失望,又把他贬往广南地区。即使这
样,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便又追加诏书,下令追到后,即将汪广洋就地处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广洋被贬杀。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权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权、抓权均无好下场。朱元璋对于相权的存在实际上已深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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