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史上耻辱——靖康之耻，是谁造成了这一国耻！(3)

　　然而靖康之耻中，一帮退休老干部要和当朝宰相抗衡毕竟有些难度，范仲淹已卒，他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官至宰相，与名臣司马光、苏轼等成为旧党的领袖，但他们都没能阻止新党得势。很显然，韩琦、范纯仁这些人既非抱残守缺的愚者，也绝非争夺私利，他们反对熙宁变法确实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有些人认为熙宁变法增强了北宋的国力，所以才能在对辽、夏的战略形势中占据优势。这种说法也很牵强，北宋国力的增强恰恰是来自真宗、仁宗朝“旧党”前辈们多年积蓄的国力，王安石只是找到很多途径把积蓄取出来花掉而已。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自己把自己奉入孔庙，王安石也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明朝人也经常总结宋朝败亡的经验，绝大多数把王安石定为靖康之耻罪魁祸首。后世对熙宁变法有许多精彩的评论，我个人认为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当属明朝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的《宋论》。叶相认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现象，善政的关键不在于消灭小人，而在于避免小人当权，不给小人争权夺利的空间。然而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却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靖康之耻早期，宋神宗支持新党，后期转而支持旧党，之后的高太皇太后支持旧党，宋哲宗又转而支持新党，之后向太后又支持旧党，宋徽宗亲政后重新确定新党统治。当然，《宋论》中不是用的“新党”和“旧党”，而是直接使用“小人”和“君子”这一对词汇。

众人眼中靖康之耻的祸首

　　靖康之耻的背后，小人和君子争斗实在太激烈，虽然宋朝的党争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完全弱智的决策，导致了靖康之难。当然，叶相的这篇《宋论》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明朝末年出现的类似情况，宋朝的新旧党争至少还是从施政理念出发的路线之争，两党中至少有一边是由君子组成，而明朝“党争”则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两边都很难说是君子(尽管其中一方非常理直气壮的认定自己是君子)，使明朝本来更加完善的行政体制几乎作废，更快的走向了覆灭的深渊。

　　所以说，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是很难从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溃必然来自于内耗。我党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反对内部斗争的意思，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总结了诸多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现在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和谐社会的至关重要，不知道这是维系国家和民族气运的根本保障。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时就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而北宋后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呢?首先，它在新旧两党之间反复动摇;其次，它虽然不懈怠，却是在不懈怠的折腾。这样一场大折腾能和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