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则有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丧失取胜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对时间的计算极不精确,使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
三、对任务及执行手段的规定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余地。
四、于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的剖析对李德进行批判,其力度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在早年指挥作战时,吃过两次很大的亏,这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著名战将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这时林彪刚刚担任二十八团的团长,下山初战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随后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江西大余。
但部队很快便在小胜后露出破绽。在大余,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后,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林彪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最为致命的是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林彪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对他所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
这一次他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以出事了。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迅速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是这样成了“机会主义者”,这无疑是幽默地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与教训。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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