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大将徐海东为何说“授我大将军衔有愧”？(2)

一家被杀66口

1900年，父亲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现大悟县)一个贫苦的窑工家庭。徐家六代都是烧窑的“窑工”。父亲有两个姐姐、五个哥哥，还有四个堂兄、一个堂姊，连同父母叔婶、侄儿侄女，一家32口人，却只有半亩地，六间房。他的童年，受尽了生活的苦难和富家子弟的欺凌。

父亲曾告诉我，18岁前，他未曾吃过一顿饱饭或穿上一件新衣。从他懂事起，便跟着爷爷开始了长达11年的“窑工”生活。1925年春，父亲在同乡好友、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同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父亲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代理排长，那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在汀泗桥战斗中，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消灭了敌人四个连。父亲在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作战英勇、果断。不论再险再恶的战斗，他都能打胜，从此就有了“徐老虎”的威名。

1927年9月，父亲回乡了。他满怀革命热情，在家乡组织了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1929年，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年关暴动。然而，父亲哪曾想，此举却让徐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暴动失败后，反动武装对父亲恨之入骨，进行疯狂反扑，先是烧了他家的房子，最后竟然将徐家66口人残忍杀害。父亲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男人全被杀光，女人多被卖掉，无一幸免。得知此事，父亲指天发誓：“大仇不报，誓不还家!”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战备转移时，父亲受命狙击国民党的围剿。当时父亲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哪怕全部牺牲，也要保障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全部胜利转移。当狙击任务胜利完成后，上级主力部队却和父亲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并没有丧失革命的意志，他异常坚定，让士兵们吹响“集结号”，把掉队的战士、伤员和其他地方散兵全部组织起来，继续坚持在鄂豫皖苏区斗争。他们后来重新组建了红25军，父亲为军长，吴焕先同志为政委。1934年，红25军接受了党中央交给的担任“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任务。11月16日由河南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经过湖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于1935年9月15日到陕西延川永坪镇与陕北红军刘志丹同志胜利会师。在这十个月当中，父亲与国民党奋战，每天都要进行四五次战斗。

母亲是不识字的“护理家”

我的母亲，这位从未上过学，个头不足1.5米，童养媳出身的女人，却让我充满敬佩。母亲12岁就参加了革命，她是个十分刚强的女人。1932年，母亲入伍到父亲的红25军战地医院当卫生员。1934年长征开始后，父亲军中的7位女子接到通知：每人给8块大洋，投亲、靠友或者嫁人，部队不带女人长征。唯独母亲死活不走，在部队里哭，说什么也要参加长征。母亲曾裹过脚，是后来放开的，当时被叫做“改组派脚”。父亲后来在清点长征人数时发现她在哭，才得知是因为想要参加长征。父亲被她坚定的革命意志感动，决定将这7名女战士全部留下。这就是后来红25军长征“七仙女”之说的来历。

长征到了陕南，在庾家河战斗中，父亲负了重伤，枪从他的脸上打进去，从耳朵穿出来，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昏迷了好多天。这也是父亲第9次负伤。当时，母亲被派去给父亲当看护，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慢慢有了感情。

长征结束后，母亲和父亲在陕北结婚。1937年平型关战役后，父亲接受新的任务，在敌后开辟一个抗日根据地。直到1938年底，父亲才凯旋归来。父亲后来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调入新四军。

1939年末，父亲抱病指挥部队，在皖西周家岗击溃了日军的一个大队。战后，他向干部作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倒地。此后6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的。

父亲身体不好，母亲那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照顾父亲。父亲肺部发炎时，一件薄衣服都不能贴着胸部，母亲特意做了一个铁丝架，把被子搭在架子上，父亲就这么平躺了6年。母亲每天都要给他做护理、按摩，父亲病那么重，南方那么热的天，他卧床6年从没有生过褥疮，没有生过痱子。我后来学医，才知道妈妈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护理家。

打仗有瘾，当官没瘾

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的大哥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了。1939年5月，我在延安出生。9月，父亲随刘少奇调往华东新四军。路上，刘少奇改用化名，扮成父亲的秘书，抱着四个月大的我，前往华东。此后的行军中，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一头是我，一头是他，随着部队转移的。哥哥从小就很老实，爱学习。父亲虽然病了，但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很早就让他学认字，每天读报纸给父亲听。我想，哥哥后来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和他从小勤奋好学分不开。我那时候却比较调皮，上房子上树，早上穿的衣服到下午就烂了。我的性格像我爸爸，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有一条，我们的学习都特别好，几乎都不用父母操心。上初中时，我获得三年全优，高中也是保送的。

妈妈共生有4个孩子，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在大连，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好转。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却因为该不该给我买条裙子而吵了架。母亲说，孩子上学，总要有一两套漂亮的衣服，过个节，或开联欢会时穿。父亲却说，你一下子给她花这么多钱做衣服，你忘本。两个人吵了起来。他们的生活都非常俭朴，要求我们也一样，即便家里吃饭，菜也要分成一人一盘，要全部吃光，从不允许掉一粒米。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翌年移住北京，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而父亲却说，“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父亲一生曾三次让官，后来他一见到周总理还在谈：“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有愧啊!”

父亲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却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1958年，我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那一天，爸爸还给我改了名，叫徐红。他说，“我和你妈妈都是红军，你要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继承老红军的革命传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然而不久，“文革”开始了。我们如此“又红又专”的家庭也难逃厄运。

那时我家住在北新桥，离我的工作的地点不远，我每天回去还可以帮忙照顾父亲。“文革”开始后，父亲的保健医生都被卡住了，药不给了，只能靠我从医院给爸爸拿药，拿针管……但没过多久，我就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关我就是为了想整死父亲。

几个月过去了，父亲常问母亲，怎么还不见女儿回来?母亲不敢讲，就骗他说我参加医疗队下了乡。但没想到，父亲心里却非常明白，一天，他突然感叹地对母亲讲：“女儿是替我坐牢去了。”

“九大”之后，林彪发布一号令，1969年10月25日，父亲被弄到了河南郑州第一干休所。那时天气非常寒冷，夜间火车到达郑州站时，父亲被从车窗抬出去，着了凉，引发了高烧。他们不让医院治疗，给父亲断了药，叔叔们寄来的药也被扣下了。父亲患有气管炎，冬天需要温度高一点，可偏偏派来个特务“秘书”，爆裂了暖气管。后来，整个屋子潮气很重，墙上都长出了绿毛，引起了父亲霉菌性肺炎。

父亲当时瘦的仅剩皮包骨，高烧一直烧了整整5个月。这5个月中，他靠着坚强的毅力，一直在坚持，他想活着，想再见到毛主席;他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9年，邓小平同志为父亲平反昭雪。

探望父亲的对手张学良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从不提及自己的战斗史，也不让我们宣扬自己是谁的孩子。在我记忆中，父亲唯一提起的战事，就是和张学良的交锋。我们在大连时，大连海校的校长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他每个礼拜天都到我家来，缠着爸爸讲他怎么打他哥哥的。那些传奇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抹去。

2000年，张学良100周岁华诞时，我突然萌生了想去看他的想法。他的亲属一再嘱咐我，不要向他详细提及我的父亲及其过往。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我见到了张学良。当被告知我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时，不曾想，张学良准确地说道：“你是第15军团红25军军长徐海东的女儿。”从这位百岁老人的反应，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红25军有着深刻的记忆。

父亲曾说过，当年，张学良率东北军攻打红25军，他带了30万人的大部队追缴父亲率领的不到3000人的部队。他们从何家冲一直打到陕北，走了10个月打了大大小小500多次战斗，一天有时候就打四五仗，父亲说他站着都能睡着了。长征到了1935年，爸爸的部队就歼灭了张学良3个师。国共合作后，蒋介石就把那三个师的番号给了八路军。其实，番号就是原来张学良师的，而缴获者就是我的父亲。

不打不相识。事过境迁，当100岁的张学良看到我这个徐大将的女儿时，似乎也勾起了他对青年时期的记忆。他到楼上请下了赵四小姐，原本定为20分钟的见面，拉着我们足足讲了1小时45分钟，我带去的胶卷全照光了。他头脑很清楚，说要节约，不能大摆寿宴，还谈了吕正操等很多他当年的东北军部属。

一年后，张学良逝世。那次见面，对于我们双方，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