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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