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固然曾以“肃反”为名剪除异己,但那时严峻的现实是,在川陕苏区确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 信,公然进行武装反革命活动。比如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干部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动员老百姓疏通河道,以帮助红军畅通后勤运输。
混在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突然向台上的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和守卫杀死,劫走犯人。
1933年8月,暗藏在红29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与敌人勾结,发动了震惊苏区的“马儿崖事变”。红29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等军、师级红军将领几乎被斩尽杀绝,只有副军长刘瑞龙(刘延东之父--笔者注)一人生还。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应当和必要的。问题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漫无边际,以致不少 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仅因无端猜疑就被推上断头台。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连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 不幸成了肃反对象。
而且领导肃反的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不同意见,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途中,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人在小河口会议上尖锐批评了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等错误。
张处境孤立,被迫检讨,但一直耿耿于怀。红军进入川北刚站稳脚跟,他便开始下手: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监狱;邝继勋入川不久即被夺去兵权,先去刚成立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当主席,很快又被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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