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花园口决堤事件真相(7)

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记还在一个细节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

不管这场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确是决堤行动的一场“及时雨”。黄河河水陡涨，水势愈加猛烈。决口在激流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宽，水流也越来越凶猛。

9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现在仍不难体会作为决堤行动实施者的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即便是按照军人的逻辑，熊先煜坚信“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尽成泽国”，依旧“心则痛焉”。

黄河不语，径自奔流。

花园口决堤

新闻宣传战

6月9日，焦灼中的蒋介石终于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成功，第一战区主力完成西撤。

同日送达的还有一封蒋在珍发来的、事先就拟好的电报：“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

晚上，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又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很 明显，这些决堤行动的策划者、实施者非常清楚，无论黄河之水能够带来多少军事上的成果，也无法抵消巨大洪灾给国人造成的苦难。因此，对外宣传的策略在行动 前就想好了，黄河决堤的罪责应归于对中国犯下滔天罪孽的日本侵略者。追根溯源，若不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獠牙已经把中国逼入绝地，怎会有花园口决堤这样近 乎绝望的焦土御敌之策？更何况两军对垒，发动舆论攻讦敌人也是一种宣传战。

从留存下来的往来电报内容看，“日军炸开花园口”的对外口径似乎是第一战区拟定的。而这样的宣传口径，对蒋介石来说，至少是正中下怀的。

决堤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

花园口决堤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敌军于9日中牟附近猛攻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 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后来，中央通讯社又连续发出两条电讯，透露了更多的“现场细节”。

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同仇敌忾，一致谴责日军的野蛮行径，号召全国各界赈济灾区民众。

日本对国民党的宣传自然不会置之不理，6月16日，日军控制下的《盛京时报》刊文称“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

最 早披露黄河决堤消息的并非国民党中央社，而是《申报》香港版。6月9日，《申报》香港版发表来自上海的电讯，很有“预见性”地写道：“以现实情形观察，除 非华军决心决开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必能迅猛向前推进。”6月10日，该报又发表来自汉口的消息：“据非官方报告称，兰封至洛阳至黄河 堤，将由华军决堤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