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魏相丙吉传>载,魏相为丞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日:‘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孰,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天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朝廷大臣议论皇帝的服制亦赞同这个原则,认为:“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在西汉时,阴阳、四时与五帝相配的观念也已经渗入政治生活之中。魏相奏日:“臣闻《易>日:‘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吴,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并建议说:“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这里已明确强调四时的重要性,提出选四人主四时,但是没有提到四时迎气和迎春。
东汉时期,对于时令特别重视。“后汉制,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而四时迎气正是在这种天人相应观念的基础上,由重视时令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后汉书·明帝纪>记述了在迎气礼产生的那年明帝所采用的其他重视时令的施政措施: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祀明堂,登灵台,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日:“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礼备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其班时;令敕群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令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吴天,以绥兆人。”并且明确记载“是岁始迎气于五郊。”可见迎气是作为顺行时令的一个政治措施施行的。
我国古代的迎春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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