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迎春礼俗的产生是与两汉社会对于<礼记·月令>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在东汉时期,社会上对于<礼记>,尤其是对于<礼记·月令>非常重视。《月令>甚至起到了行为规范的作用。安帝曾在诏令中以<月令>为标准,批评地方政府对于养老之事奉行不力,说:“又<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在另一个诏书中,又把《月令>中的描述作为施行养幼赈贫的楷模,说:“<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巴德(Bodde)说,那时的情形是:“凡是<礼记·月令>中讲过的,都应在现实政治中去做。”徐复观也指出:“两汉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受到十二纪纪首一月令的影响;这里特别提到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在汉代,“阴阳五行之说,假月令而大行”。东汉对于<月令>的重视是与阴阳五行说的盛行分不开的。
(后汉书·祭祀志>对<月令>和其他礼书在迎气礼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讲得相当明确:“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礼谶>和<月令>对迎气礼起到了蓝本的作用,这是导致迎春礼俗产生和实施的直接原因。甚至后来产生的迎气乐,也是出于效法<月令>的原因。<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气乐。”徐复观先生指出,两汉思想家深受<月令>的影响,特别是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即认为阴阳与天,实际是阴阳二气,有密切的关联。他还强调:“<月令>的影响,由东汉所继承;至明、章两帝的时代更为扩大。”当时的社会把《月令>视为行为规范,由于《月令》中有五郊迎气,那么朝廷遵其礼制而加以效法,也是势在必然的事情,同时也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民众的理解,能够使这项新产生的礼仪得以顺利施行。
3.迎春礼俗产生的礼仪基础是西汉时期的郊祀礼。《后汉书·祭祀志》载,“迎时气”是“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
古代民间的迎春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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